数字政府新属性

　　数字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平台商业模式的异军突起。这种平台化模式、平台型治理迅速延伸至各行各业，直至政府，进入了“政府即平台、公民即用户”的时代。

　　首先，赋予数字政府新属性。数字政府开启了平台型政府的新模式，它基于“政府即平台、公民即用户”的全新定性，形成了平台主体、供给主体、需求主体交叠互动的平台范式架构。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职责是随时随地提供各方所需的信息，公民能够掌握解决国家和地方层面问题的必要技能，从而强化公民赋权和激发创新。于是，政府就可以精简到仅剩基础设施、核心应用、协同规则等基本要素，而更多的管理和服务则是靠政府内外人士的创新、开发和推动。此时，政府乃是一个居中的召集者、撮合者、推动者，而不是先行者、控制者。这样，平台型政府就不仅应当注重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互动，还应当注重行政权力在公民权利之间互动中的作用，以及在其他私权力、私权利之间互动中的作用，因而必将走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二元平衡范围，进入多元主体间的交互境地，为“公民用户”（终端用户）提供便利服务和良好体验，重塑了政府行政、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的方式。

　　其次，形成数字行政新结构。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传统行政体系，是一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二元结构，反映着公私对立和制约平衡的精神底蕴。但数字政府的平台化构架，则基于三方理论而形成了多元交互关系，即在政府平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对外发包、购买服务，而科技公司、头部企业等参与平台建设，它们通过平台设计、算法设计、平台管理、数据分析、技术维护等方式，能够或隐或显地参与行政决策、分享部分行政职责，从而形成扁平化、分布式、节点性的行政结构。这样，“政府即平台、公民即用户”已不再是政府与公民之间那样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重交叠互动机制。

　　最后，塑造数字行政新关系。数字政府的平台化模式，能够通过平台的双边市场、数据信息和建模算法功能，突破物理时空阻隔和限制，推进全要素、全场景可视化、协同化，切实做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这一方面实现了跨区域边界协作治理、跨层级纵向整体治理、跨部门横向协同治理、跨公私领域合作治理等跨界治理创新，形成一种政府、社会与公众之间点对点、立体式、即时互动的治理模式；但另一方面，也在新旧交替中产生了封闭性与开放式治理、科层式与扁平化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通用性与专业化治理等内在张力和治理悖论，亟待从组织结构、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应用场景等方面，积极探索和构建跨界治理创新的数字行政新关系，从而打造部门协同与公私协同的扁平化、开放式、整体性的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创建了新型平台机制，实现了对政府组织结构的再造。它在消解传统社会基础和行政结构的同时，也在重塑着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角色与功能，其在本质上是技术赋权对政府、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重建。数字政府平台化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履行政府职能，更好地让民众来分享数字发展红利，因此，应适时防止将数字发展视为新兴“飞地”，甚至视为“西部世界”那样可以进行“圈地”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倾向，警惕凭借新兴技术实施权力扩张，造成“权力技术化”“技术权力化”的异化风险，从而切实践行数字政府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这些无疑都是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和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